李建群僧格林沁之死:晚清骑士的最后愤怒-悠悠魂2

李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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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扬帆
死于一个小捻军刀下
僧王一生戎马,一直面临的是勇与谋的难题。从镇压太平天国到抵抗英法联军,再到镇压捻军,他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其以士兵扮乡勇偷袭前来换约的侵略者的小谋,却惹下了大祸。

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本出身一个没落的蒙古贵族家庭,但好运似乎一直伴随其成长:先是,早年丧父的他被过继给家族族长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此人是嘉庆皇帝的乘龙快婿,却又无子无女。道光帝因其“仪表非常”而钦定其为郡王继承人,成了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
1853至1854年(咸丰三年至四年)间,在抵御太平军的天津保卫战中,僧格林沁又因太平军北伐部队于严寒中退守,而间接造成了胜利。“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数殄灭,无一漏网,僧格林沁威名震於海内”(《清史稿》)。于是,僧王又得咸丰皇帝赐“巴图鲁”(满语“勇士”)称号,并被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待北路荡平,又被加恩世袭亲王罔替,“许乘肩舆”。
其后,在与英法联军的两次大沽口之战中,僧王先胜后败,再败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他没有羞愤自裁,而是随数名亲兵逃跑。
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起义华北,京畿危急。僧格林沁复得郡王爵位,率万余清军与捻军先占于山东,后转战于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疲于奔命。
1865年,僧王仅有的7000人的部队穷追捻军不舍,直入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时“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僧格林沁本人也是“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

捻军以逸待劳,僧部受伏。5月18日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的吴家店时,“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清史稿》)。在麦田里杀死僧格林沁的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小捻军,可怜一世勇猛而谋略不足的僧王,就此永别这晚清的乱世。
如果死在大沽口……
僧王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忠君与爱国的难题。僧王谥号忠。奴才对主子忠诚,就是最好的奴才。帝制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对曾格林沁来说,抵抗外敌与镇压内乱,这两者可以统一在忠君的目标之下。如果僧格林沁死于大沽口与英法联军作战的战场上,那么必然是千古得美名。偏偏历史人物并不按现代人的思维展其一生。
蒙古骑士们最后的辉煌就是僧格林沁他们造就的。此后,洋务派的新兵即在中国历史上取代了传统的八旗兵。
僧王第一次成功伏击英法联军于大沽口,得益于敌方之措手不及。敌人是来换约(交换《天津条约》)的,本来没有准备打这么一仗。
先看敌人的舰队:那是一只由一艘巡洋舰和13艘炮艇组成的换约舰队,不足以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再看敌人的态度:洋人执意要自己选择登陆地点,而不遵从僧格林沁的从北塘登陆并不准携带兵器上岸的命令。作为战胜国,洋人当然是傲慢的。但是,他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竟然蔑视八旗兵骑士们的勇气。
咸丰帝和僧格林沁这方面是憋足了气的。事实上,他们并不承认在这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上一次战役的失败,《天津条约》只是当时的退兵之计,洋人还当真了。所以,只要洋人不守规矩,就伏击之。郭嵩焘在僧格林沁幕府,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咸丰帝派怡亲王载垣到僧格林沁的营内。“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 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1859年6月25日上午,洋人执意挑衅,伏击战开始了。僧格林沁奏称:“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恕……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僧格林沁取得了中外交战20年来未曾有过的辉煌战果:虽然历史记载在数量上有出入,但是大体上是打沉敌舰五只,打伤六只,打死打伤英法联军数百人。他们的司令也负重伤。我军仅阵亡32人,含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
“上申国威,下抒民望”,这是骑士的理想,它捍卫了武者的荣誉。但是,由此导致了更为猛烈的洋人入侵。于是,当时郭嵩焘等就提出了疑义。郭在后来回忆说:“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
僧格林沁和咸丰的御敌卫国行为招致更大规模的侵略。这应该是大沽口之战的恰当定位。作为当权者,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只是那随后到来的25000人并173艘英法联合舰队,超过了僧王们的抵抗实力,这是决策者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既然来了,那就再战!因为僧格林沁还活着。
如果死在八里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60年8月1日的第二波入侵,英法联军选择的侵略登陆地点正是前次挽约时僧格林沁给他们规定的北塘路线。有备而来的侵略者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先进的战术,夺取了津门海防。直隶提督乐善战死于大沽口北炮台。
连侵略者也不得不哀叹,“鞑靼人,帝国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
这是僧格林沁一败于津门。他成了咸丰的替罪羊,被“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
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万名步兵,退守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准备再战。奈何上头见形势不对,执意议和。初,议和破裂,联军紧逼北京。怡亲王载垣等到僧格林沁军驻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在中国方面几乎完全接受了联军代表巴夏礼等人提出的条件后,谈判碰到了中方坚持的体制问题:英国人提出进京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载垣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按照中国当时礼制,洋人必须按照贡使模式进京并须向皇帝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执意不肯。清廷乃训令“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对方坚持不让步。
巴夏礼此人早就为清政府记恨。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索之一的“亚罗号事件”即是此人导演。继叶名琛(被英军俘虏后自杀于印度加尔各答)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经上奏咸丰帝说“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所以,咸丰帝一定记得这个侵略头子,这回送上门来,看尔如何逃脱!
于是就有了僧格林沁扣留巴夏礼一行39人的事件发生。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人质外交并没有收到效果。巴夏礼并非统帅,夷兵的战斗力也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想像。清政府的计划全盘皆输。
英法联军发起进攻。僧格林沁败于张家湾,向八里桥撤退。
9月21日,僧格林沁再败于八里桥。八里桥在京东通惠河上,扼京东咽喉要道。
此役,僧格林沁率本部马队穿插冲杀于敌南路与西路之间,抗击英法联军,旋因联军西路一部抄袭僧格林沁军后路,僧格林沁遂撤队而逃。洋人记录了战争的惨烈:“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且看僧格林沁的旗手以光辉形象谱写的晚清骑士最后的挽歌:“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最终“ 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次日,咸丰携皇太子、两宫皇后、肃顺等大臣从圆明园启銮到热河作“木兰秋狩”,逃跑了。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僧格林沁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职务,蒙古主力丧失殆尽。
10月6日,圆明园被焚。此后,巴夏礼等八人被归还,英法联军代表十数人被报复性杀害。
难道武人没有愤怒的权利吗?
僧王的鲁莽行为和正当性的难题,已经被人谈论了多年。但是,这是一个伪命题。行为的鲁莽和行为的正当性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鲁莽是手段问题,正当性是合法的目的问题。见敌人来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击之而快慰人心。规则是强国定的,弱国为何要遵守?即便圆明园因此被烧,即便招致更大的列强要求,但是,如果不打这一仗,长期来看,一定就能保住那些利益吗?民族之气节有时又不能以利益得失去衡量。何况一个骑士,他的使命就是见到敌人就杀。问题不出在作为武人的僧王,而在晚清专制的体制,在晚清的封闭和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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