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群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及其时间演化-和谐信仰

李建群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及其时间演化
周喜峰
2018年6月25日
八千年前，伏羲创立先天八卦，其中所有相对应的两卦之间完全互补，虽没有使用一个文字，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瑰宝——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一、河图洛书中数理关系体现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
河图包含的数理关系：
1．等和关系。除中间一组数（5，10）之外，纵向或横向的四个数字，其偶数之和等于奇数之和。
纵向数字：7、2；1、6 （7+1=2+6）
横向数字：8、3；4、9 （8+4=3+9）
推论：除中间一组数（5，10）之外，奇数之和等于偶数之和，其和为20。
2．等差关系。四侧或居中的两数之差相等。
上（7—2）；下（6—1）；左（8—3）；右（9—4）；中（10—5），其差均为5。
洛书包含的数理关系：
1．等和关系。非常明显地表现为各个纵向、横向和对角线上的三数之和相等，其和为15。
2．等差关系。
（1）洛书四边的三个数中，均有相邻两数之差为5，且各个数字均不重复。
上边（4、9、2）9-4=5，下边（8、1、6）6-1=5，
左边（4、3、8）8-3=5，右边（2、7、6）7-2=5。
（2）通过中数5的纵向、横向或对角线上的三个数，数5与其它两数之差的绝对值相等。
纵向9-5=5-1，横向5-3=7-5，右对角线5-2=8-5，左对角线5-4=6-5。

二、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的时间演化
绝对化是事物转变成没有任何条件、不受任何限制，或者，只以某一条件为根据、不管其他条件的性质或状态。先天八卦表示的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是同时、静态的，随着文字、概念、货币、科技等各种文明元素的出现，人们的思维方式严重偏离了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绝对化思维方式。
三千年前，为适应各种绝对化思维方式，周文王修改先天八卦为后天八卦，其中，相对应的离卦与坎卦之间互补；相对应的震卦与兑卦之间、乾卦与巽卦之间、坤卦与艮卦之间不互补，因此，后天八卦已偏离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后天八卦问世后，人们进行了预测，按后天八卦预测则准确，按先天八卦预测则不准确。这说明，周文王修改先天八卦是成功的。

先天八卦表示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虽然按后天八卦的预测准确，但后天八卦已非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并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巨大影响。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虽然倡导和谐化思维方式，但并没有主张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可能由于受到后天八卦的影响。
反对周文王以修改先天八卦的方式来适应社会现实的学术态度，主张回归先天八卦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为实现回归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现提出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时间演化的定义：在历史进程中，或在某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在受到绝对化思维方式冲击的情况下，坚守在时间演化过程中每一个时刻，都以全方位（同时）和谐化思维方式认识世界。
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时间演化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各种学术中，举例说明：
1. 从《易经》中乾卦、坤卦的卦辞和爻辞，可得出以下结论：
（1）乾卦与坤卦之间是和谐化思维方式的关系。
（2）乾卦和坤卦六爻中相邻两爻之间都是和谐化思维方式的关系。
（3）乾卦和坤卦六爻中相邻两爻之间对应的事物发展过程都说明和谐化思维方式时间演化的过程。
2. 预测学
《奇门遁甲》是中国古代术数著作，被称为黄老道家最高层次的预测学，号称帝王之学（最高预测学）。
奇门遁甲中将一切事物的成败归纳为五大因素，即天时、地利、人和、神助、格局组合，五大因素在预测中应用体现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的时间演化。
3.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
《黄帝内经》主要学术观点为：（1）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2）人与自然息息相关，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无时无刻不对人体发生影响人体的内环境必须与自然界这个外环境相协调、相一致，这就要求人对自然要有很强的适应性。（3）从人体的组织结构上看，《黄帝内经》把人体看成是各个层次的阴阳对立统一体。（4）人体是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的协调统一体。上述学术观点体系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内环境必须与自然界这个外环境相协调、相一致，这就要求人对自然要有很强的适应性。如果人们违背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养生之道，就有可能产生病变。在一日之内、日夜之间，人体也会随阴阳之气的盛衰而相应变化，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也会受到损害。这体现了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的时间演化。
4. 风水
风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为选择合适地方的一门玄学。
中国风水学无论形势派，还是理气派，尽管在历史上形成了众多的实际操作方法，但是，都必须遵循如下三大原则：天地人合一原则，阴阳平衡原则，五行相生相克原则。三大原则体现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
地球不断地转动，整个地球、太阳系乃至宇宙的气场每天、每年都不断地变动，形成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风水方位，这种根据时间变换去选择风水方位的学问，就是风水理气学说，而对于时间的掌握，就要靠天文历法。风水理气学说体现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的时间演化。
三、以平衡逻辑思维方式建立对各种学术主张的判断标准
和谐化思维方式中逻辑是平衡逻辑，平衡逻辑可表述为：“阴、阳、既阴既阳”三位一体，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中逻辑是全方位平衡逻辑。把平衡逻辑应用于哲学基本问题和物理学领域，可得出如下结论：
1.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存在、意识、既存在既意识”三位一体。
2.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实践、既理论既实践”三位一体。
3.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关系：“物质、精神、既物质既精神”三位一体。
4.空间与时间的关系：“空间、时间、既空间既时间”三位一体。
5.质量与时空关系的关系：“质量、时空、既质量既时空”三位一体。
6.绝对时空与与相对时空的关系：“绝对时空、相对时空、既绝对时空既相对时空”三位一体。
7.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关系：“对称性、非对称性、既对称性既非对称性”三位一体。
由此，可建立对各种学术主张的判断标准：对于任何不平衡、不均衡、不对称两者关系的学术主张，都给出否定的判断结果。举例：
1.大公无私——明显不符合标准，应倡导公私互利，文革中搞大公无私、斗私批修，已被证实是错误的。
2.大私无公——明显不符合标准。
3.唯物论，唯心论——明显不符合标准，应倡导不二论，唯物论现已被普遍质疑。
4.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心物合一的学术主张，“合一”本身就不符合标准，而且这种“合一”合在天理，这样，就可得出结论：不符合标准，应倡导心物不二，朱熹的学术主张造成的社会危害有目共睹。
5.知行合一——这也是心物合一的学术主张，但这种学术主张把“合一”合在心里，这样，也可得出结论：不符合标准，应倡导知行不二。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天理，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王阳明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程朱理学主张向外求天理，而王阳明主张内求，从思维方式看，这是两种极端，都会产生严重问题。
郭齐勇先生在文章《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及其意义》中介绍了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阳明心学成为日本倒幕运动和维新运动的思想动力，但郭齐勇先生并没有介绍阳明心学也是武士道的精神动力，参阅黄新典先生文章《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日本人把日本军国主义归纳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很正确，原因在于阳明心学中对于善的判断缺乏客观的评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熊十力先生提出“心物不二”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简单地说，反对“心即理”这种绝对化思维方式，提倡“心物不二”和谐化思维方式。任何绝对化思维方式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恶果，朱熹的理学如此，阳明心学也是如此，毛主席的思维方式也是如此。
郭齐勇先生文章中指出：“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导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也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阅读了《王阳明全集》，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大致就是按照阳明心学的路子阐述的。”1920年毛主席读了共产党宣言后，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科学共产主义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毛主席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途径，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继续搞阶级斗争，开展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文革运动，造成了内乱。从思维方式上看，“消灭私有制”、“大公无私”明显就是绝对化思维方式，由此造成文革内乱是必然的结果。
几千年来，人们提出各种理论和开展各种实践，从思维方式上看，都是从一种绝对化走向另一种绝对化，如何避免思维方式的绝对化，只有建立思维方式层面的和谐信仰。
四、从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审视辩证法
辩证法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首先阐述出来的，恩格斯则将它从《逻辑学》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从而使辩证法的规律变得更加清晰。
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任何事物内部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和动力。量变质变规律指出：事物发展变化形式上具有的特点是从量变开始，质变是量变的终结。否定之否定规律指出：矛盾运动过程具有的特点是自我否定、向对立面转化，因此，否定之否定规律构成了辩证运动的实质。在辩证法三大规律中，基本规律、核心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两个规律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形式。
以平衡逻辑思维方式的判断标准审视对立统一规律，即可得出结论：对立统一规律不符合标准，按照“平衡、均衡、对称”两者关系的要求，必须修改对立统一规律为“对立合一规律”。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矛盾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所以，辩证法关注的是矛盾的“统一”，而非矛盾的“合一”，换句话说，辩证法并没有以消除矛盾为出发点，而平衡逻辑思维方式则主张“对立合一规律”，既承认矛盾的存在又以消除矛盾为出发点。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和谐包含着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思想，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显然，辩证法（矛盾同一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和谐，而平衡逻辑思维方式则主张“对立合一规律”，为真正的和谐奠定基石。
因此，对立统一规律中蕴含某种绝对化，“否定之否定规律”可勉强、滞后地解决由对立统一规律产生的绝对化问题。
矛盾表示一种关系，和谐也表示一种关系，矛盾与和谐本质上并没有差别，矛盾运动也是和谐运动。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与辩证法思维方式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立足于时间演化过程中不变性并以和谐的视角认识世界，而辩证法思维方式立足于时间演化过程中可变性并以矛盾的视角认识世界；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立足于所有阴阳关系“同时”和谐化，而辩证法思维方式中不涉及这个问题；从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得出毛主席《矛盾论》中“主要矛盾”的观点顺理成章，而从辩证法思维方式则牵强附会。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以“正反合”为结构，在“有无变”、“质量度”、“有本质概念”论题上层层推进，气势磅礴，确实是辩证法大师。
黑格尔在本质论中阐述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并根据对立统一原则考察了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现象与规律、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原因与结果以及相互作用等范畴，在存在论中阐述了辩证法质量互变的规律，在概念论中阐述了贯穿他的《逻辑学》全书和他的整个哲学的关于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规律。
黑格尔论述辩证法时留下了形式逻辑的痕迹，这在质量度之间关系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更让人遗憾的是，这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埋下了纠缠不清的祸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论战就是明证。
1953年马特在《新建设》上发表《论逻辑思想的初步规律》，拉开了关于逻辑学问题争论的序幕。1956年党逐步确立起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精神，为逻辑学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和很好的学术氛围。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的《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把讨论推向了高潮。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1957年王方名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也不同意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的“高低说”，而是更明确地指出形式逻辑是独立具体科学，把形式逻辑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逻辑学界学术讨论氛围十分浓厚，很多学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赞成周谷城、王方名观点的，也有质疑他们观点的。1961年王忍之在《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论形式逻辑的对象与作用》一文。文章发表后引发了新一轮争论，当时一些逻辑学家在不同程度上不赞同王忍之的主张。这次讨论的阵地先由《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转向《光明日报》等全国性大报，进而转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党刊《红旗》杂志。与此同时，逻辑学文章的发表和著作的出版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讨论，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
1.认为形式逻辑在认识事物的简单关系时是适用的，在一定界限内是完全可以达到认识客观世界的目的的，超过了这个范围要认识事物的复杂关系就必须依靠辩证逻辑。
2.认为辩证法指挥我们获得，而形式逻辑则帮助我们进行推论。前者可以获得关于宇宙的新知，后者可以纠正关于认识的前后矛盾。辩证逻辑是主，形式逻辑是从。
3.认为形式逻辑是认识对象的方法，辩证逻辑也是认识对象的方法，后者比前者更高超，辩证逻辑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
三十年代，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
三十年代，形式逻辑并未成为主流，毛主席认为形而上学宇宙观与辩证法宇宙观是对立的关系。毛主席参与了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论战，但并未发表意见。六十年代开始，随着科技的发展，形式逻辑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毛主席关于形而上学宇宙观与辩证法宇宙观对立的观点开始动摇，但是，人们依然搞不清楚形而上学宇宙观与辩证法宇宙观的关系。
辩证法中逻辑是辩证逻辑，试图探索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系的努力是没有结果的，原因在于：形式逻辑是从概念出发认识世界，黑格尔的辩证法无法摆脱形式逻辑的缠绕，在时间演化过程中，无法实现使用概念与不被概念束缚之间和谐化思维方式。
为此，可探索一条新路，即抛弃辩证逻辑，从特殊形式定额消费控制方案中提炼出平衡逻辑，这种以方案代表平衡逻辑的方法彻底排除了思维原点上对于概念的依赖，从而排除了形式逻辑的缠绕，可由此建立中华文化的“元逻辑”，在时间演化过程中，又可建立平衡逻辑与形式逻辑相互制约的壳层模型，从而实现使用概念与不被概念束缚的和谐化思维方式。
在迈向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时间演化的艰难旅途中，辩证法功不可没，对辩证法本身的认识也应该是“正反合”辩证法。在时间演化过程中，不仅要解决使用概念与不被概念束缚的难题，还要解决使用文字与不被文字束缚、使用货币与不被货币束缚、使用科技与不被科技束缚的难题，因此，只有让思维方式回归伏羲先天八卦——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才能面向美好的未来。
五、伏羲如何画卦
赵沃天先生在《纵论周易大衍之数》第六节“论伏羲观天法地”中指出：
“最古老的地面测量方法是在地面上垂直立一只木杆（后演化为‘圭表’或‘土圭’），观测正午时杆影长度（古称‘景长’）随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午景长最长时，日出位置最南，白昼最短，是为冬至；景长最短时，日出最北，白昼最长，则为夏至；春秋二分景长居中，日出正东，昼夜等分。每个节气都有相应的景长。通过测量景长以确定季节，这样的地面测量，就是‘法地’。只有夜晚的‘观天’和白昼的‘法地’相结合，才能够确定季节及其对应的天象，从而通过天象出现时间来判断季节的到来。所以，‘观天’和‘法地’必须同时进行，才可以谓之‘观象授时’，才能够创建历法。”
“观象授时要求先确定四方。北辰之所以视为天帝所在，其原因是位于北天极，作为周天星宿运行的中心和基准，以此定位作为方向的正北。北斗星围绕北天极旋转，可以通过‘斗柄建辰’的方法观察十二月。正南是太阳在正午时最高的位置，《尧典》的四仲中星天象是昏中星，即初昏时位于正南方夜空中的星宿。春分和秋分的日出和日落，在正东和正西。因此，东南西北四方是根据天体的运行特征和观象授时的需要建立的。换句话说，观象授时的要求和观测的结果造就了古人类最早的空间和时间一体化的概念。在观象授时过程中形成的八卦必然成为兼有季节和方位的符号概念。它既作为天人沟通的占星和卜筮手段，同时又内涵有时空的基准作用。因此，伴随着时间和方向概念的产生而建立的八卦，与日月星辰和观象授时有不解之缘。”
伏羲时代没有文字，通过圭表的测量工作，伏羲可以确定“东南西北春夏秋冬”，结合河图洛书全方位和谐化的表达，可因此领悟到：宇宙运动是一种和谐运动，全方位和谐化是这种宇宙和谐运动的特征，伏羲以对应两卦互补的方式表达宇宙的和谐运动，表达全方位和谐化，这样，伏羲画先天八卦就很合理。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台坐落在河南省登封县城东南15公里的告成镇北，中国历代许多天文学家曾到这里进行过天文观测，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元初对古代的圭表进行了改革，新创比传统“八尺之表”高出五倍的高表，编制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与现代科学推算的回归年期相比，《授时历》仅差26秒。
六、历法表示全方位和谐化宇宙和谐运动
张远山先生著作《伏羲之道》，通过系统考证百年所发掘的大量彩陶纹样，证实了公元前两千年以前的中国上古四千年是有据可考的信史，这个时代发展出上古中华文化的最高成就——伏羲易，包括早期浑天说天文学对应伏羲连山太阳历和晚期浑夕说天文学对应阴阳合历的神农归藏历两个阶段，天文历法伏羲易是中华文化的总基因。
张远山先生证明，伏羲易的初始功能是言之有物的历法，没有神神叨叨的占卜功能，后来的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逐渐增加了占卜功能，但仍以历法功能为主，直到由周文王重编六十四卦卦序的周易，才彻底抛弃了历法功能，使荟萃了中国上古科学精华、传承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瑰宝沦为不知所云的占卜工具，而周易成为中国庙堂文化最高深的知识，《易经》成了中华文化不可动摇的权威经典，这是中华文化一次可怕的倒退。
张远山先生在《冬至为何如此重要》文中指出：“冬至的重要性有二：一是太阳历的起计点，夏至以后，太阳从北回归线上空逐日南移，于冬至日抵达南回归线上空，此后折返，逐日北归，所以中国太阳历从冬至子时以后起计，以伏羲六十四卦的复卦初爻计之，中国太阳历始于春秋以前五千五百年，夏代以前四千年的伏羲族祖地——甘肃天水大地湾，距今八千年，历法名是伏羲连山历；二是阴阳合历‘十九年七闰’的起计点，中国阴阳合历，始于春秋以前两千年、夏代以前五百年的神农族新都山西陶寺，距今四千五百年，历法名是神农归藏历。不知冬至，就不可能有太阳历，就不可能换算出太阴历，就不可能编制出太阳历为本质、太阴历为表象的阴阳合历。中国阴阳合历的本质是太阳历，必标太阳历二十四节气，只有根据太阳历节气科学种地，中华民族才能抵达全球范围内的农业文明顶峰。”
换一个视角看历法，历法表示全方位和谐化宇宙和谐运动，各种历法都是对全方位和谐化宇宙和谐运动的描述，全方位和谐化宇宙和谐运动是宇宙的本质，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即：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的时间演化。
七、结语
本文虽然提出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时间演化的定义，但并没有提出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的定义，原因在于，一方面八千年前没有文字、不存在概念，另一方面由先天八卦表示的全方位和谐化思维方式是一种信仰——和谐信仰，先天八卦是和谐信仰的标志。